二、消减成品油消费税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探讨消费税作为流转税的主体税种，不仅可以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还可以调节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它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征收的税种，目前被120多个国家或地区所征收。
去年，索尼海外法人直接从日本招收大学应届毕业生到海外工作的几个人的职位，接到了超过100倍的应聘申请，尽管属于现地采用待遇比从日本本社派去人员要低，但是应聘者更看重的是职业生涯的磨炼。波士顿咨询集团在2011年夏天发表了一份题为Made in America Again（再度由美国制造），指出2010年中国国内的工资水平提高了15%-20%，而经济危机后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下降，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在2015年将可能超过美国。
但是，随着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从中长期来看上述的全球化的商品和人的流动趋势将可能会出现返流的情况，世界是平的的论断，正日具现实意味。作者是日本新潟大学大学院 現代社会文化研究科 准教授 进入专题： 全球化 。中国需要做的首先是要努力扩大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国内有了需求就业才能保证。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的数据，2010年美国消费中国产品的比率是：电脑电子产品29.1%，塑料橡胶制品6.1%，家具21.3%，家电20.8%。与此同时，该公司还通过在电脑中根据顾客需要装入软件等个性化服务提高了单价，这些对于具有较高消费要求的顾客群具有较大吸引力。
据《金融时报》报道，2008年－2009年有12万意大利年轻人出国找工作，其中70%是具有高学历的毕业生，脑力人才流失的比例相当高。中国首先要面对就业机会减少的挑战。在一个社区范围里,对公共品很难产生过度需求。
第四,在传统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中,公共事务与私人事务交织在一起,属于私人物品的经营性资产所产生的收益通常会被用来支付社区的公共需求。国家要像保护农民的私人存款一样去保护他们的土地财产权。对于没有足够现金流还债的村社,可以拍卖经营性资产还债。乌坎村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定层次和一定历史时期,自由的价值甚于民主的价值。
在农业区,可以保留集体产权,但应仅仅限于公共性资产,用于公共服务,并且要向所有居民开放。第三,社区共有资产的处分权事实上掌握在社区领导人手里,社区领导人由社区成员选举产生。
在革命政权建立之初,传统集体经济因其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有利于初生革命政权在财力困顿条件下动员物质资源维护政权稳定。例如农民的承包地被征收这件事,不论征地是不是与公共利益有关,开发商或政府都应该和土地承包者一对一地谈判,绝不能由多数人的决策替代少数人的意志。温家宝总理新近发表的关于尊重农民土地财产权的文章,与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土地制度改革决策一脉相承。◆乌坎村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在一定层次和一定历史时期,自由的价值甚于民主的价值。
在传统集体经济越是强大的社区,家族控制公权运作的特征越是明显,最突出地反映了内部人控制的自增强机制。即使是因公共利益征地,在发生异议的情况下,法院也要针对农户走法律程序,不能依多数人的态度对少数人直接采取法律行动。在公共品数量较少时,人们不会对社区成员做严格的资格甄别。目前在以色列有存在多年的集体经济,但它与以色列处于战争状态有关,且效率相对不高,特别对年轻人缺乏吸引力。
社区成员的资格如何确定,其合理性事实上是无解的。关于集体经济,我们有三方面问题需要回答。
充分尊重农民的权利,特别是农民的土地财产权,让他们在私人事务中享有充分的自由,应是超越其他的首要任务。传统集体经济的弊端也十分明显。
传统集体经济的枕木,能否托动正在不断提速的农业经济列车?东莞如何在艰难的蜕变中,继续为中国农村的改革发展积累经验?本报今日独家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党国英的文章《可以不要集体经济 不可不要集体产权》,从学理与实践角度,重新审视传统集体经济在新时期农村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改造的主要办法是适度开放农户股权交易,建立股份社的自由进退机制。但土地的交易一般不会影响用途,因为所有权(或承包权)变化以后,新的权利主体也可服从规划和用途管制。政社分开以后,前述集体产权继续保留,由村委会或社区居委会行使管理权,主要解决公共服务问题。集体经济在历史上很少见。但因传统集体经济包含了对私人物品的控制,所谓权力的含金量很大,内部人控制的激励作用也相应增大。
第三,公共品分配与私人物品分配交织在一起,既造成了私人物品分配的平均主义,又破坏了公共品分配的普惠原则,产生了分配的双重扭曲。因为受经营性资产的影响,社区原住民反对将来自集体资产的收益作为公共品分配给社区居住的外来人口,破坏了公共品分配的普惠性原则。
社区通常存在的监督会发生成本,同时,因对内部人控制的无奈,社区成员消极作为也是一种成本,可称隐性成本。珠三角等地常见的外嫁女保留成员权、复转军人与大学生回迁农村户口、市民身份回归农民身份等等问题,至今在困扰各地的政府。
股份社管理与社区公共管理分开,股东大会或股东代表大会行使股份社的管理,前述公权与私权交织一起的弊端就有条件克服。其二,国家对其他土地的使用进行用途管制和规划约束,用税收杠杆对其公共性导致的成本和收益进行调节,也是土地公有制的实现形式,而不必对这些土地直接建立国家所有制。
对发展集体经济的反省,在少数干部和一些学者中间早已有之。集体产权具有合理性,并不等于集体经济具有合理性,这个新理念需要树立起来。地方政府可以将集体公共性资产收归政府,同时全部承担公共服务责任。第三,对现有股份社,要进行彻底改革,由目前仍具有社区共同共有产权特征的组织,改造为按份共有产权组织。
传统集体经济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其政治上的优越性。大规模的集体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
出路发展按份共有产权解决传统集体经济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彻底与目前这种集体经济切割开来,在适当范围里保留集体产权,树立全新的公有制为主导的观念。拍卖所得不足以还债的村级经济组织,可以按破产处理。
我国70%以上的国土不能直接成为企业和个人从事经营性活动资源,而只是一般公共资源,可以实行国家所有制。这种产权形式自古以来就存在,例如,社区道路、社区宗教设施、基于宗法关系的祭祖设施、社区公学、社区公地(通常以低租金租给穷人)等等。
广东在农村集体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两个步骤有重要实际意义。中国目前的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有了较大变化。这种集体产权,通常只涉及社区的公共生活,与社区的平等和秩序有关,而与社区农户的经济活动无关,所以,它不能等同于集体经济。先是有广东省委书记汪洋的若干讲话披露,接着有新闻报道跟进。
第五,传统集体经济存在一种内部人控制自增强机制,产生显性的和隐性的两种监督成本。第二,发展私人物品(对应经营性资产)的按份共有产权,如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等。
编者按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以东莞部分村集体一面债务压身、一面每年还要向村民支付巨额分红的现状为例,指出:在转型升级过程中,一些村民不愿意忍受转型的阵痛,处理得不好,有些村可能会变成东莞的希腊。而土地的私人属性则决定了土地的使用者应该有独立的处置权,不能靠少数服从多数这类公共事务处理原则来处置土地。
公共性问题由其使用的所谓外部性引起,例如农地被不合理地用作了建设用地,或建设了有污染的工厂等等,这类问题一般可以靠政府与社区规划及用途管制来解决。第二,公权覆盖私权后,放大了集体经济成员权利合理性无解的难题。